品鉴 青铜器及青铜文化：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

发布时间: 2024-06-20 16:58:09 人气：1 来源：球王会官方-精铸件

  “青铜时代”这个词，最初是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1788—1865）提出的。他在1816年被任命为丹麦国家博物馆首席馆长后，为了陈列藏品，将馆藏武器与工具按制作材料来分类，并依照材料划分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相互衔接的时代；他在1836年出版的国家博物馆参观指南《北欧古物导论》中，又对三个时代之划分做了进一步详述。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说明“青铜时代是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时代”。近数十年来，我国考古学所采用的青铜时代之概念，也强调青铜器在社会物质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国国内曾在近公元前3000年的马家窑文化晚期房址中发现一件青铜刀，但现在没资料证明当时已广泛使用青铜器；登封王城岗发现了青铜容器的残片，表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青铜冶铸技术已发展到某些特定的程度，但目前对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青铜器与青铜冶铸遗存的发现较少；齐家文化诸遗址中出土的少量青铜器主要是刀、锥、镜、环等小型手工工具和生活用具，尚未发现青铜容器；位于中国河西走廊的西城驿已发现距今4000年至3700年的冶铜中心，但西北地区青铜冶铸业的早期发展与中国中原及别的地方青铜工艺的联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即约始于前18世纪，终于前5世纪中叶至4世纪中叶，也就是战国早期。中国青铜时代之结束，与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一样，是由于铁器被普遍的使用，取代了青铜在社会物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但青铜时代的结束并不代表青铜器不会再使用，如礼器一直到汉代仍主要由青铜制造，兵器一直到秦代仍有不少是青铜制造的。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出土了一些小型的青铜工具与装饰品，以及种类较多的青铜武器和容器。从形制与制法上看，工具仍具有某些原始特点，但武器、容器与装饰品形制均比较进步，在青铜武器中还出现了消耗性武器——镞，这些都证明当时青铜冶铸技术与规模均已发展到某些特定的程度。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青铜武器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正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存在的时间相应，故学者们相信，在中国，大量青铜武器的出现亦意味着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的建立。这说明在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作用于社会物质文化发展，亦对社会政治生活造成直接而巨大的影响。

  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与社会政治紧密关联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大批青铜容器被用作礼器。如偃师二里头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酒器，学者一般认为其是用作礼器的，说明青铜器已介入当时贵族阶级的礼仪活动。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也可以得知，在商周社会成员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贵族与庶民间的等级制度已发展为阶级差别，在贵族阶级内部，不一样的等级的贵族则依其等级高低拥有不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此种等级制度通过多种具体的、仪式化的行为规范来体现，此种行为规范被称为“礼”。青铜容器大部分属于祭器，也被用于贵族间的婚媾、宴享、朝聘、会盟等活动，或专用以铭功颂德，成为礼治的象征物和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故被称为“礼器”。各级贵族在礼器的使用上一般有着严格的规定，其种类与数量的多少标志着贵族等级的高低，故由随葬青铜礼器的多少可推知墓主人生前的地位。

  除了体现贵族个人的等级地位，在当时，一些特殊的青铜礼器还可以作为国家政权之象征。相传夏后氏作九鼎，商汤灭夏，鼎迁于商，“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左传·桓公二年》）。春秋时楚庄公向周定王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左传·宣公三年》），皆是以九鼎为王朝政权之同义语。此外，当时消灭一个王朝或诸侯国，往往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这里的重器主要即指王室或公室宗庙中的青铜礼器，足见其与宗庙并为国、族存立之象征。

  笔者认为，鉴于中国青铜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青铜器与青铜文化可看作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首先是工艺和造型方面的价值。中国青铜器工艺在初始阶段可能受到欧亚草原西部冶金业的深刻影响，这特别表现在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河西走廊及新疆地区的早期冶铜业上。但在中原地区兴起于公元前18世纪上半叶的二里头文化，在铜器制造技术上已熟练采用复杂的陶范合范铸造技术，至公元前16世纪，商代前期文化进一步将这种技术推向高端。商周时期，中国青铜工艺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思想的指导下，大多数都用在铸造青铜礼器与兵器。相比其他文明古国，中国青铜工艺的发展水平很高，展现出灿烂的异彩，无论在使用领域、工艺手法还是其所负载的精神文化方面，都能够说是独树一帜的，是人类最为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

  此外，青铜礼器上常有铭文，有些甚至长达数百字。当时的贵族铸造铭文，用以记述先人与自己的功德，彰显与王朝的关系。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早期几乎所有的铭文皆表明，这些礼器并非用来祭祀天神，而是用来祭祀和怀念自己祖先的。这固然与希望继续得到祖先之灵的佑助有关，但尊祖敬宗、追念祖先功德的观念，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成为维系各族群团结的一种精神支柱，扩大而言，也能说是令古代中国各族群得以生生不息传承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西周王朝建立后，虽建立了“天命观”，但“天命观”并不是单纯对天神的崇拜以及将自身命运完全寄托于天，而是要求人本身要有德，要拥护“德经”（大盂鼎铭文）才能得到天命。而且，西周贵族认为要“畏天威”（大盂鼎铭文），强调不能按德行事会“坠命”，要保持危机意识，而有德的标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民，以民为本。这种观念与青铜礼器铭文展示的对祖先的尊重、承继祖先功德的意愿是有共性的，也即中国人观念中固有的一定的人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决定了中国难以存在神权观念与绝对的神权政治。

  古代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过程，还充分展示了文明互鉴的重要性，反映了中华民族善于吸收与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因素，以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来促进自己文明发展的胸怀与气魄。例如，除了上面提到的在青铜工艺起源上可能借鉴了古代西方与欧亚草原的先进工艺之外，商代后期青铜车马器中的双轮辐式马车的制造与使用，应该也受到欧亚草原中部地区的影响。关于这点已有考古学的证据，学界也多有共识。当时的商人与欧亚草原东部的北方族群有密切往来，源于欧亚草原中部的马车制造与驭马技术应该都是从这些游牧或半游牧族群那里得到的。重要的是，中国人对马车并非单纯仿造，而是依赖自己先进的青铜工艺制造出更先进、更多样的青铜车马器，同时全力发展了马车驾驭技术。另外，东周以后骑马术和骑兵在内地的发展，也跟我国与欧亚草原族群的来往有密切关系。马车的普遍使用，特别是战国以后骑马术的普及，使古代中国的交通得到极大改观，中原与四方的联系更加便利，这也让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区域大为扩展，令中华各民族间建立起更广泛和密切的联系。

  （作者为朱凤瀚，系北京大学历史系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今年是农历癸卯兔年，作为十二生肖之一的兔子，具有轻盈敏捷、机警灵动、温良柔弱的特质，一直以来深受国人喜爱。华夏大地出土的兔子形象的文物不计其数，而兔形青铜礼器则不多见。以兔为形象的青铜礼器首见于山西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其造型栩栩如生、新风独树，蕴含着青铜文明的厚重，散发着中华文化的气息。

  晋国从公元前1040年前后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子燮父改唐称晋开始，至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止，立国660余年，雄霸中原一个半世纪。历经3000多年沧桑岁月，曾纵横捭阖、逐鹿中原的晋国掩于尘埃，考古人孜孜以求、栉风沐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令晋国得以重现。从20世纪90年代起，晋侯墓地经过6次大规模的挖掘，最终发现了九代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出土了大量价值不凡的青铜器，包括鸟尊、猪尊、兔尊等。其中，青铜鸟尊格外引人注目，现在已经成为山西的符号，猪尊也是同时期罕见的以猪为形象的文物，兔尊更是首见于此。

  晋侯墓地出土的兔尊共7件，在第七代晋侯晋献侯8号墓出土了3件，疑一件被盗；第八代晋侯晋穆侯64号墓出土了4件。这7件兔尊可以划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是喇叭状的大敞口兔尊，兔子身体呈匍匐姿势，4条腿蜷缩在一起，生动展现出兔子承重的形态；第二种是方盖兔尊，兔背上有一个圆角的长方形口，上面覆盖着一个扁平的环钮，整个器物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兔作爬伏状，双耳后贴，双目前视，前肢点地，后腿弯曲，犹如跳跃前之一瞬间，形态十分逼真。

  这种动物形象的青铜尊一般被称为鸟兽尊。有学者觉得，鸟兽尊为一种盛酒祭器，大多数都用在祼礼，即将鬯酒盛放于祭器中，灌于地上，以祭祀天地祖先。晋献侯墓的这几件兔尊，出土时磨损程度皆轻，器盖周缘棱角分明，可见使用频率较低，只用于重大祭典。至于中空的腹部，应是用于盛放祭祀用酒，出土时兔尊盖内还粘有树叶状物，专家推断或与祭祀“缩酒”有关（由于古代的酒比较浑浊，祭祀时会用菁茅滤酒去渣，称之为“缩酒”）。青铜鸟兽尊始现于商代，西周时期逐渐繁荣，数量极大，种类非常之多，且不断有新的品种出现。鸟兽尊的出现，除了能体现青铜器制作形式的创新，还应与当时的礼乐制度有密切关系，有专家觉得其与《周礼》记载的尊、彝祭祀制度有关，也有专家觉得其与“太牢”“少牢”等祭礼存在某种关系。据考古发现，鸟兽尊拥有者的身份并非一般的贵族，基本为诸侯、卿大夫等，都是高级贵族。因此，可以推断晋侯墓地出土的兔尊是祭祀礼器，且规格较高。而晋献侯、晋穆侯父子墓葬均出土了兔尊，有的人觉得是雌雄双兔带小兔崽，寓意多子多福，至于是否还有着其他特殊的寓意，目前尚不得而知。

  此外，鸟兽尊的形制精巧复杂，对铸造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出土的7件兔尊造型与兔子完全相似，细致入微的动态表达、凹凸分明的肌理展现，体现了制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表达力；用以盛酒的中空的腹部，与兔身浑然一体的器盖或大敞口设计，则实现了实用性和装饰性的和谐统一。通过兔尊造型，可以窥见当时匠人高超的技巧和丰富的铸造经验。

  这7件兔尊纹饰简约，只在兔腹两侧饰有同心圆纹饰三周，由里向外依次为圆涡纹、四目相间的斜角云雷纹和勾连云雷纹。这些纹饰简洁规整、构图生动、丰富多变，采用了雕塑的技术手法，立体感甚强，能够准确的看出西周后期匠人的抽象思维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晋侯兔尊造型写实，纹饰简洁而富有趣味性，与殷商时期抽象、狰狞的动物形象，威严规整的线条大不相同，可见西周中期以后，笼罩于青铜器上的神秘抽象色彩开始淡化，崇尚鬼神的思想明显衰落，青铜礼器开始向简单、实用的方向发展。这在当时新风独树，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也彰显了鲜明的晋国地域特色。

  相关专家经过仔仔细细地观察，还在晋侯兔尊上发现了特殊的文化符号。在晋献侯8号墓出土的兔尊上，兔子的鼻侧唇上有一种特殊的符号，即在“○”内勾双线“十”字形。经专家仔仔细细地观察，认为这不是简化抽象的兔嘴，而是有意识铸饰的一种文化符号。根据考古发现，这类“⊕”符号是殷商时期活动于黄河上中游陕、晋地区的鬼方等北方民族崇拜的图像符号，较早多见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晋国身处南北要冲、戎狄之间，其青铜器上出现与北方青铜器相同的图案符号，显然是晋文化与北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体现了当时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占有主体地位，无论是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还是品种，都远超同期其他文明及国家。

  青铜器指用青铜制造的器物，而青铜是红铜与其他化学元素如锡、铅等混合而成的合金。由于刚刚铸造完成的青铜器是金色，所以青铜器又被称为“金”或“吉金”，出土的青铜器则因为时间流逝产生锈蚀，变为青绿色。

  青铜器铸造方法主要有范铸法和失蜡法。范铸法又称模铸法，先以泥制模，雕塑各种图案、铭文，阴干后再经烧制，使其成为母模，然后再以母模制泥范，同样阴干烧制成陶范，熔化合金，将合金浇注陶范范腔里成器，脱范后再经清理、打磨加工，即为青铜成品。通过一系列分析从古代青铜作坊遗址发掘出的青铜器实物，专家觉得，中国古代青铜器绝大部分是采用范铸法制作的。范铸法工艺流程共分为五步：第一步为塑模，第二步为翻范，第三步为合范，第四步为浇注，第五步为打磨和整修。

  失蜡法是一种针对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其做法是：用蜂蜡做成铸件的模型，再用别的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范。加热烘烤后，蜡模全部熔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空壳。再往内浇灌溶液，便铸成器物。器物可以玲珑剔透，有镂空的效果。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尊、盘，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失蜡铸件。春秋晚期，中国人可能就已发明了失蜡法铸造工艺。失蜡法的工艺流程分为三步：首先以易熔化的石蜡制成蜡模，用细泥浆多次浇淋蜡模，使之硬化后形成铸形；然后将铸形烘烧陶化，这一过程中，石蜡熔化流出，于铸形中形成空腔；最后往空腔中浇注铜水，制成器物。失蜡法通常用于铸造那些外形很复杂的青铜器，河南淅川出土的楚国铜禁以及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尊盘就被认为是用失蜡法铸造的。

  据介绍，范铸法的优点是模具做好后可多次使用，因此能批量生产很多相同形状的器物，节省了材料和时间；缺点是有范缝和垫片的痕迹，不利于表现精细的纹饰和镂空的效果，所以它适合制作大型、简单、规整、重复性高的器物，比如鼎、钟、簋等。相比之下，失蜡法没有范缝和垫片的痕迹，可以表现精细的纹饰和镂空的效果，丰富了器型的视觉要素；缺点是每个器物都要用掉一个蜡模和一个范，不能批量生产，成本比较高，因此更适合制作小型、复杂、精致、独特性高的器物，如尊、盘、禁一类。

  中国古代的青铜工艺既是技艺的体现，也是艺术的表达，技艺让青铜器得以精准地制作，艺术则让青铜器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

  河南作为文物大省，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渊源。河南古代青铜器起源早、分布广、数量多、工艺高，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安阳的殷墟更是青铜器的富矿，在这里总计出土青铜器近5000件，还发现了辛店遗址等多处大规模铸铜作坊。

  安阳青铜器制作技艺主要分布于殷墟保护区内的殷都区武官村一带。历史上，武官村曾经是殷商王朝都城的核心区域，殷商王陵就位于武官村北部。在这里曾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工艺精湛的青铜器，包括举世闻名的后母戊鼎等。安阳自古就是冶炼技术的发源地，这为青铜器制作技艺在当地的传承奠定了基础。

  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铜器制作技艺传承人吴苏桉就出生在武官村。吴苏桉年轻时即跟着爷爷和父亲学习制作青铜器，再加上自身积极钻研、不断探索，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器制作技艺。从事青铜器制作30年来，他系统地掌握了殷商青铜器制作技艺的主要工艺流程，特别是在青铜纹饰制作精致化方面，通过精湛的技艺表现，完美再现了殷商青铜器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能够为保护传承我国青铜器制作技艺、为弘扬殷商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做些事，我感觉非常有意义。”吴苏桉说。

  据安阳市文物局相关负责的人介绍，目前，安阳青铜器制作技艺传承人主要是对商周时期青铜礼器进行复仿与制作，再现古代青铜器精湛的制作技艺、唯美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渊源，具体工艺包括制作模具、修型、翻模、制作蜡壳、裹沙、浇铸、精修、做旧等相关步骤。安阳青铜器制作技艺可以将细如发丝的青铜纹饰清晰地在蜡模上摹刻出来，向世人呈现3000多年前殷商青铜文化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为使青铜器保护修复技艺薪火相传，河南于2011年创办河南省青铜器保护修复培训班，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学生的方式，培养青铜文物保护修复专业方面技术人员，提高青铜文物保护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能力，促进河南青铜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持续不断的发展。目前，由河南省文物局主办的2023年河南省青铜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培训班正在进行。

  通过重现殷商青铜文明、留住青铜制作技艺，河南传续着数千年前的青铜文明，让殷墟青铜器“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