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24-05-25 07:27:31 人气:1 来源:球王会-案例
本文作者邓郎先生,系北京大学地理系1981级地貌专业学生, 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理学士、 美国犹他大学地理学博士。
北大数学系78级计算数学专业毕业合影最后一排最右为张益唐,他在孪生素数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81级开学典礼上, 副校长兼教务长王学珍竟然忘了介绍校长张龙翔,大家也只是哈哈一笑置之,这要是换一个地方,恐怕会鸡飞狗跳。韩天石书记作报告,基本没什么废话。中间介绍冯大兴窃书杀人和北大竞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供“批判用”的竞选中的一些奇谈怪论,赢得巨大的共鸣和掌声,恐怕有违校方的初衷。
等到张校长讲话时,学生们利用他的一次较长停顿,拼命鼓掌(本人坐前排,是罪魁之一),张校长只好说,我的话讲完了。于是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笑声,对校长闻弦歌而知雅意的智慧,从谏如流的胸怀深表感谢和鼓励,台上台下一片笑声。
这可是开学典礼,一年级新生。可见北大新生里都是些什么人物,而北大校领导宽容到什么程度!那种自由平等的氛围,校领导以身示范的巨大感染力,嵌入北大新生的灵魂,永生难忘。
三十年后,台上长者的音容笑貌,台下一张张乐不可支的年轻面孔,仍历历在目,成为生命中的定格。如果在北大呆过,还能思想僵化,不知宽容,那我只能佩服您了。
形方,色黄,高约一米。新生报到时人手一个,置于宿舍书桌之下。乃室外看电影、开大会必备之物,随手携带,毕业时交还。其貌不扬,其色不艳,几经转手,代代相传。不知坐过多少风流才子,绝代佳人,当代英雄!
1980 年竞选时,一位师兄,把小板凳往38楼楼道里一放,一根烟,一杯茶,对着空无一人的楼道开始讲话。几分钟后,整个楼道水泄不通。那是北大历史上永恒的一页,其光辉灿烂,只有蔡元培先生的北大可与媲美。演讲者和听众,都让人肃然起敬,悠然神往。吾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引为终身憾事。实在是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您如果在北大呆过,无论居庙堂之高,亦或处江湖之远,念及此情此景,而不心潮起伏,基本就是冷血。
五四体育场开大会,人手一个板凳;东操场看电影,人手一个板凳。记得在板凳上看过不少电影,印象最深的是《牧马人》。
毕业时,板凳上缴,我拿着板凳到回收的地方,一片乱糟糟。一回身,板凳不翼而飞!不交还不能毕业,我急了,大喊一声:“家田!我板凳丢了!” 刘家田是我们班长,北大一绝。他在一分钟之内,变戏法似的给了我一个板凳!交差,走人。
1984年北大团委、学生会给新同学的一封信(来源:北京大学1984级校友罗新)
人是群体动物,有从众心理,需要共鸣。看电影,没有比在北大更愉快的了。因为你想笑时,大家都笑了;你想哭时,周围的女同学已经在流泪;你觉得荒谬时,已经有人妙语连珠,说出你的心声。感同身受,完全的共鸣,那种感觉好像你和在场所有人都是同卵孪生的兄弟姐妹。
您如果无聊,随便买张票,坐进大饭厅。甭管什么破电影,都肯定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旁边许多同学做义务解说、评点。常常一针见血,讽刺挖苦,一唱三叹!比看相声过瘾多了,笑死不偿命。
记得后来想给协会挣钱,跑到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去要电影来北大放,几乎什么电影都可以弄来,而北大什么都可以让你放,基本上没有审查手续,自由啊,幸福啊。
至于讲座,各色人等,五花八门,一周数次,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眼花耳乱。团委,学生会,社团都可以请,几乎不要审批,校方很少干涉。本校教授厉以宁的西方经济学,陈传康的跨学科研究,侯仁之的北京城市沿革,也都很受欢迎。仅举一例。
2018年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期间,厉以宁代表77-78级同学的授课老师,再次给同学们“上课”
这不是我说的,而是 1985年北大团委总结广播中的一句线年春天,中国科大副校长温元凯作为人大代表来京开会。温元凯是当时四大青年导师之一,极有号召力。
顺便说一句,除温元凯外,那三位都是北大校友。我跑到安徽省代表团住处去见他,想请他来北大演讲。那时一切都很简单,见人大代表就直接进去了(或许沾了不少北大的光)。
记得温元凯不在,还在人大会堂和万里同志座谈,会议服务人员马上通知他,他让我等一小时。我借此机会和同是人大代表的另一位改革先锋、安徽滁县地委副书记陈庭元先生认真聊了一会(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凤阳县小岗村,就在滁县),同时邀请他去北大,陈先生以不善言辞为由婉拒,也向我推荐了温元凯。温元凯回来之后,跟我说他一心想去北大谈谈,于是我们约定第二天晚上他去北大做报告。
我骑车赶回北大(那时在北京骑车,是一种享受),开始准备。当晚商定由研究生会牵头,团委、学生会共同邀请(记得为时间和准备问题还和团委副书记张力吵了一架,后来成为好友),第二天我和研究生会一位部长开始跑场地和借车。
北大当时的“人民大会堂”是大饭厅,大概有两千二百多个座位。可当时正在搞整党用,我们只可以用办公楼礼堂(就是后来李敖演讲的地方),可那儿太小,怕挤破头。当年见党委书记是无需预约的,于是我们去找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就是上文提到的副校长兼教育长,此时他已是党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 。北大党委书记好像总是中央候补委员,永远补不上去,不知什么原因)。
我们请王书记给整党换个地方,王书记问,你们请温元凯?他讲得那些东西也未必有多深刻(可见对温元凯并不感冒)。我们开玩笑说,您不能让北大学生都具有党委书记的认识水平。他现在很有号召力,如果在办公楼礼堂,人太多,挤破头,反为不美。咱们找一个大的地方,人显得少,不更好吗?王书记直乐,说你小子就捡好听的说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大饭厅就给你们用吧。这就是北大领导,真有点“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给你说话的权利”的风范。王书记又让北大车队给派了个车,我们这才贴广告,此时距开讲时间仅有三小时了。
晚上六点去北大车队要车,我一看,是辆吉普车,就跟车队队长说:“您瞧,堂堂北大,去宾馆接一位著名人大代表来演讲,就一辆吉普,只要您不嫌寒碜,我无所谓丢不丢人。” 队长看看我,一句话没说,给换了辆上海,真是人人都从谏如流!到宾馆接到温元凯,温元凯先生满面春风,与过道里的其他代表不停地打着招呼,“温校长,又去演讲?”“去北大!”
当晚的演讲非常成功,可能是北大历史上能够名列前茅的成功演讲之一。不到两千个座位,来了不下三千二百人,完全爆满,真庆幸没在办公楼礼堂搞讲座。温元凯的精彩讲话,无数次被掌声打断,说一千次太夸张,但可能有上百次。
作为化学家的温元凯,把中国社会比喻为巨大的缓冲溶剂,加点酸或碱都不产生一些变化;说美国人讲效率,问候语慢慢的变简短:南部说“How are you”,中部说“Hello”,东部说“Hi”。全场捧腹大笑。温元凯本人也非常激动,中间休息时,我陪他上厕所,他不断重复:“真是北大! 到底是北大!我演讲的反应从来没这么好过!”许多来北大演讲的人,都深受北大氛围的感染。
演讲后有提问时间,问题如雪片般飞来。主持人请大家递条子,经我们归纳筛选,交给温元凯,怕出娄子,结果还是防不胜防。
我看到一个条子,邀请温元凯当北大校长。以我之大胆,也以为不妥。我对写条子的同学(地球物理系的一位80级学生干部)说,算了吧,丁石孙校长刚刚接任,这不合适。可这位同学非常坚决。竟然自己跳上台大喊一声,咱们请温老师当北大校长好不好?登时引起一些混乱,有大声叫好鼓掌的,也有起哄的,还有不满的。
我一看糟了,主持人是一位团委干部也急坏了,朝我嚷了起来。温元凯先生也一脸煞白,说不出话来。我赶紧抢过话筒说:“我很理解这位同学的心情。他是希望温老师这样的改革家当北大校长,相信丁校长不会让我们失望。温老师今天是带病来北大演讲的,他喝的是药,不是水,现在身体已经很累,希望我们大家体谅。”
最后, 演讲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而我现在记忆最深的,就是这段插曲。在场有3000 多北大同学,许多人肯定记得比我清楚。后来这位同学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就是当年的北大。倒是我蒙受了一点“不白之冤”——有些人传是我喊请温元凯当北大校长的。不过也许这并不很冤枉,如果温元凯不是我请来的,并且假如我不了解丁校长,我这么做的可能性恐怕不小。
80年代北大学子们在塞万提斯像前留影(来源:北京大学1984级校友罗新)
没那么神秘,所谓私人会面,就是我和丁校长两个人,在校长办公室里进行了一场谈话。
丁校长刚刚上任不久,有一天我跑到北大办公楼,正赶上丁校长下班。我拦住校长,问:“您有没时间?您想不想让北大重现五四的辉煌?我想就北大发展前途和您谈谈。”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校长先是一愣,然后就笑了,非常和蔼地说,可以,就把我带回他的办公室。记得校长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他放下包,请我坐下,我就开始天上地下地胡侃一气。记得谈起蔡元培校长、北大兼容并包、人才辈出、总揽英雄云云,然后给了丁校长几条建议,包括任意选课、随便转系等等,其他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丁校长的表情:自始至终面带微笑,没有作任何评论。开始有惊诧,后来多了些别的东西,基本是觉得我很好玩,很冲动,很大胆。我以为是欣赏多于戏谑,鼓励多于批评,否则,我也不会滔滔不绝讲了半天。他像个慈祥的长者面对一个晚辈,然后送我出来,骑车回家。
我从此有点怕丁校长,尽量躲着他,或许是后来感觉自己太幼稚可笑了。但从此对丁校长满怀敬意,并以自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上盖着他的大名而感到骄傲。
丁校长后来身居庙堂,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每当电视上看到白发苍苍的校长,都让我回忆起北大办公楼里的场景。学生当年无知鲁莽,敬祝丁校长身体健康!
北大燕南园聚集了中国学术界的泰斗,是名副其实大师云集的地方。学生们在图书馆与宿舍之间奔波,经常穿过燕南园,晚饭后,也会在这里散步,与某大师邂逅的可能性很大。我就在北大校园见到过王力先生、宗白华先生、朱光潜先生和陈岱孙先生。
1984年,想请周培源先生出席一个会议。当时周校长已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不住在燕南园了。为了找周校长的新地址和电话,我随便敲开了燕南园的一个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数学教授的家。
开门的女孩看着面熟,一问,是我同级数学系的同学。说明来意,她立即朝屋里喊:“奶奶,您知道周培源先生的电话吗?” 很快出来一位风度翩翩头发花白的女学者,从一个本子上找到周校长电话和地址给了我。
我赶到周校长家里,蒙周校长和夫人亲自接待。看到周夫人王蒂澂老师,实在不能不浮想联翩。虽然年过八十 (王蒂澂老师70多岁),我实在想说一句“郎才女貌”!至于两位与陈岱老的三角恋爱传奇,非我所敢道也。
1978年8月,周培源(右二)王蒂澂(右四)夫妇与钱三强(右一)何泽慧(左一)夫妇在庐山
83年北大副校长王竹溪先生去世后,才知道他有多了不起:不仅是物理学大师,李政道、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导师,还是文字大家,第一个把《康熙字典》从头数到尾,说清楚一共有多少字的人。
大概是1983年或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来北大演讲,我参加欢迎贵宾。当时我是典型的“爱国贼”,当面直斥中曾根康弘,使这位首相大惊失色。随行的中央保卫局官员初而目瞪口呆,继而怒不可遏,当场抓住了我,并且大喊一声:“北大学生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但周边同学同声声援我,所以只是扣留了我的学生证,移交北大保卫部处理。
第二天,我无所畏惧地来到北大保卫部,完全不觉得自身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保卫部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十几个人共用,部长的办公桌位于一角。
部长是位老同志,很威严的样子,像个军人。部长问我,说说,你为什么这么做?我理直气壮,慷慨陈词,从甲午战争说到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从日本当年的军事侵略说到目前的经济侵略、技术封锁等等,当真是义正词严,无知无畏。
我讲到一半的时候,猛地发现全办公室的人都停止了工作,全神贯注地在听我说话,目光中多是赞赏之意。等我快讲完时,竟然发现我身边的北大保卫部长已经热泪盈眶!!部长对我说:“同学,你知道吗?我哥哥就是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杀害的!” 我登时心花怒放!心想,部长这么说,我恐怕屁事也没有了!
果然,部长当场拿出我的学生证,直接递到我手中,说:“拿回去吧,不必写检查了,一切我做主。下次注意。”我就这样“不留案底”地全身而退,逃过一劫。
后来盛传,说我在北大保卫部给拷了一个晚上。想想,实在幸运,心存感激。这要是在别的学校,恐怕开除的可能性都有,处分是躲不掉的。即使在北大,要不是遇到这一种一位亲人是抗日烈士的保卫部长,也免不了会脱层皮。
十年以后,1994年,我回到北京,非常想去看望一下这位可敬的老同志。几经周折,找到了他的夫人,她告诉我,他重病住院,不能见人。我说:“请一定代我问候,就说一位当年不懂事惹了麻烦而承蒙他保护的北大学生,向老人致意。”
北大社团众多,灿若群星。我在四年级时有幸成为一个很出色的读书会的准成员。
听王培(计算机系,现美国天普大学计算机教授)、吴国盛(国政系,北大哲学系教授)讲层次问题;
听王友琴(中文系,79级文科状元,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讲文学;李书磊(中文系,中央党校副校长)讲诗歌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让我记忆犹新);
听李明德(法律系,中国知识产权学会副会长)讲法律、阎步克(历史系,北大历史系教授)讲历史;
听马伯强(现北大物理教授)、钱立(北大经济学教授)、陈坡讲人本主义;顾昕(生物系,北大教授)讲奥塔·希克;金观涛、刘青峰讲《走向未来》;张炳九(哲学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柏(东语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讲教育改革;孙来祥(经济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讲阿罗不可能定律、黄永山讲经济;孙立平(社会学系,清华大学教授)讲社会学。
皆北大一时之选,使我受益终身,这其中不少人成为我的挚友。正如王培所说,以后来美国,辗转各地,再也没有碰到过比当时的北大更好的交流平台,或许是因我们的心态不一样了。
北大的棒子面粥真香!至今还想得人流口水。据说,喝过几年北大食堂棒子面粥的北大人,过很多年一眼就能认出来。人太多,加塞儿是免不了的;饭盆经常不翼而飞也很普通;自习都想去图书馆,因为气氛特好,可惜座位有限。
晚风轻拂图书馆,座位全占满;没有座位怎么办,心里是凄惨惨;坐在门前的草地上我消磨许多时光,从七点半我一直挨到十点半。
也有几次被人赶,那景象真凄惨;收拾书包,垂头丧气我离开了图书馆;四处流窜犹如丧家之犬,直到黑夜吞没我在宿舍大门前。
图书馆,图书馆,北大的图书馆,有过许多美好时光;书包,饭票,铅笔盒,还有一个倒霉蛋。
记得有一次中国队(足球)又赢了,数千同学聚集,不久就兴高采烈出门庆祝。我站在路边看着,觉得很可笑,可不知不觉就加入了队伍,过了几分钟,我发现了自己竟然和其他人一样振臂呐喊,忘乎所以。肃然而惊,从此对群众运动的力量心存畏惧,敬而远之。也对伟大而理性的德意志民族为何能如此疯狂,略有心得。
记得北大14届学生会主席朱善璐专门在大会上苦口婆心地讲到北大“课桌文学”、“厕所文学”(不登大雅,此处不表)。窃以为北大的”课桌文学” 真有光彩夺目之处,令人击节赞叹。记得有一首诗: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